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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陈平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原题《内地/香港互参：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有删节。
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
我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学是在1991年。当时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那里从事了三个月的研究。因为那时的香港还没有回归，所以我们各有各的自尊，也各有各的骄傲。此后，我与港中大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在1991至1997年间，我知道他们有他们的挣扎，他们也有他们的努力。
从2008年开始，我成为了北大与港中大的双聘教授，合作自然也就多了起来。近十年间，我不断地跟他们的校长讨论大学应当如何发展、对于未来的香港大学的想象以及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内地大学等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香港的大学越来越自信，内地的大学越来越不自信。
自信与不自信，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大学办得好还是不好，而是意味着内地的大学现在换了一个跑道。此前，内地与香港的高等教育可以说是各走各的路，所以我们很容易判断，哪些大学办得好，好在什么地方。但今天，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游戏场。对于内地大学而言，这套游戏规则是全新的。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1998年——我相信日后的教育史会记得这个年份。
那一年有两件事情对于此后的内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一是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我们今天都熟悉的词汇——985大学，即江泽民在讲话中确定下来的重点支持北大、清华以及其他七所大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划。虽然日后列入985工程的大学扩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还是2+7。此前，教育部已经发布过211计划，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所有这些——“985”、“2+7”、“211”，对内地大学发展的影响都是决定性的。二是1998年经济危机以后，中国政府决定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从次年开始扩招。所以，近二十年的内地高等教育基本都是在两条道路上赛跑，一方面强调世界一流，另一方面又拼命扩招。
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得到了国家很多很多的支持。但我心里有些不安的是，尽管北大是这一系列工程的受益者，但与此同时，那些在211之外的大学的处境却越来越艰难。
现在的内地高等教育，就像金字塔一样层累起来，我们关心的都是顶端的大学，而很少讨论那些底层的大学。这些年，我有意识地走访了很多非211大学，包括开封的河南大学、太原的山西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与福州的福建师范大学，等等。在我看来，这些也都是好大学，有的甚至已经具有110年的历史。但遗憾的是，在现行的制度设计中，这些非理工科的或者不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与师范类大学，一下子就被打垮了。校长很难找到较为宽裕的经费，发展通常也会遇到瓶颈。所以我才会说，办一所好大学很不容易，但整垮一所好大学不是很难。
近二十年来，非211大学与211大学的差距越来越大。当我们看到北大、清华在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考虑这些非211大学的艰难。
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其实是举国办奥运的思路。换句话说，既然暂时没办法让全民都身体康健，那就先把一小部分人集中起来加强训练，等拿了金牌再说。但不能忽视的是，就像中国足球一样，底层的水平上不来，顶端肯定也会出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发展规划，单靠几所名牌大学，内地的高等教育恐怕是无法也无力承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任的。
除去制度设计的问题，大学排名也是影响当下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你见到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书记，几乎都会跟你说他们学校的排名问题。即便不是全球排名，至少也是全国排名。有时我会特别惊讶地听到一些数字，但后来我逐渐明白，每所大学都是以在某一年的某一排行榜中的对自己最有利的位置进行宣传。校长书记们也许并不见得真这么想，但现实的压力使得他们却只能这么说。
记得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沈祖尧教授曾经宣布港中文不参加排名，所以次年马上就在排行榜中跌了下来。校友们纷纷关心为什么跌得这么快，校长没办法，只好又重新回到这套游戏规则中来。这就是我说的，我们开始在转轨，在适应一套新的游戏规则，但无论内地还是香港，我们的大学都身心俱疲。
十几年前，我说过一句话，此后被广为征引。那是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一文中，我提出：“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但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却正是走在这样一条“标准化”的道路上。
改革太急与期待太高的中国大学
单就国际排名而言，香港的大学无疑比内地更占优势，因为他们的整个高等教育制度都是以欧美大学为参照，大多数的教授也都在欧美大学接受教育，而欧美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今天中国教育国际化的标准。所以，香港的大学的排名比内地高，并不意味着实际的水平比内地高。
内地的大学现在都面临转轨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与国际接轨”。我想追问的是：究竟是哪个“轨”？又应当如何“接”？国外的大学并非同一模式，每个在海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大学范型。有人认为是德国的，有人认为是日本的，也有人认为是美国的——而美国的东部与西部又具有不同的高等教育传统，公立与私立大学的发展道路也不一样。在我看来，“接轨说”误尽苍生。今天的中国大学都想接轨，但又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是接得不顺。为什么？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的包袱太沉重，二是我们走的本来就不是这条轨。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转轨，走得太急了，弄不好是会翻车的。如此立说，并不是否定中国大学应当转轨，而是希望指出如果对于转轨的期望太高，那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所有的大学都在转轨。比如，今天的欧美大学与二战以前已经有很大不同，但他们的转轨基本都是大学自己在“摸着石头过河”。而中国的情况却比较特殊，是在政府的号令下急转弯的。无论是当初的合并、升级，还是后来的扩招、改大学教育为职业教育，几乎都是政府一声令下，然后气魄宏伟地在短时间内完成转轨。完全由政府决定大学应当往哪个方向走，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言其实不太有利。
从1998年到现在，中国大学改革太急。办教育的人需要明白，教育是一项长期工程。当你把手中的石头丢进大海，等到涟漪荡向岸边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如果你要“掷地有声”，那必然只是在很小的一片水面，或者一口枯井。所以，才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说法。整天强调“世界一流”，不是好的状态。在我看来，办教育应当拒绝急转弯、拒绝大跃进，不急、不慢、不卑、不亢，走自己的路。这样坚持五年、十年、二十年，中国大学才有希望走出一条比较好的属于自己的路。
到过国外大学的人都明白，那里很安静。可是回到中国内地，仿佛任何一所大学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校长不断在制定计划，系主任也是踌躇满志，甚至每位教授也都热血沸腾。这样的画面令人感动，但我必须说，这样的状态也让人担忧。大学改革，应当稍安勿躁。从十五年前的大学扩招到今年努力改大学教育为职业教育，一路走来基本都是对于先前政策的调整与否定。这样不断的急转弯，非常容易伤人，甚至是伤一代或者几代人。办教育的人要懂得，一个错误的决定必须用十个很好的主意才能弥补过来。学生不应成为小白鼠，大学也不应成为小白鼠。一道政策出台，一代学生的命运就与之直接相关，所以教育很难做实验，即便要做，也必须小心翼翼，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断的急转弯。真正适合大学改革与教育发展的状态应当是胆子小一点、步子慢一点，在过程中“移步变形”。
改革太急源于期望太高。今天讨论教育问题的人，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向外看”，即关注哈佛如何、耶鲁怎样；一是“向后看”，也就是表彰民国大学的故事与精神。这两种思路，各有其道理。作为“借镜”，两者都是不错的资源，但需要警惕的是，没有必要藉此对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拍砖”。
我在演讲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热心的听众提问，开口就是“中国没有大学”。我明白他的立场，但这样的表达是有问题的。中国不仅有大学，还有不错的大学。中国大学“在路上”，请多一点点掌声，少一点点砖头。
现在有一种通行的说法是民国大学多好多好，可是持论者应当知道，今天的大学同样需要一种“了解之同情”。民国的大学教育基本是一种精英教育，这与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模式很不一样。整个民国年间的社会动荡姑且不论，即便是在局势相对稳定的1930至1937年间，在校的大学生也只有四万人左右。待到抗战胜利，这一数字有所增加，但也不过八万人。我经常说，西南联大八年一共才毕业了一百个研究生，而现在北大中文系一年招收的研究生就有一百四十多个。再如，当我们追怀民国大学的独立精神时，既要看到校长与教授争取自由的努力，同时也得承认这与民国年间教育部的管理不细与无力直接相关。所以，当下的问题与民国年间并不一样，我们不要过分夸大民国大学的优点。
大学史的研究也好，大学评论也罢，都应当是一种有情怀的学问，追求的是启示，而非影射。大家应当明白，中国大学不可能迅速就成为“世界一流”，所以还请大家多一点耐心。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全民关注大学问题。过于受关注，以至于自己没有办法喘一口气、喝一口水，这对大学发展是很不利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蔡元培在把被捕的北大学生营救出来以后，留下过一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这里是化用了汉代的《风俗通》中的“杀君马者路傍儿也”的典故。意思是说，对于骑快马的人而言，道旁的观众越是喝彩，马就跑得越起劲越快，一路快马加鞭，最后就很容易气绝身亡。对待大学，同样是这个道理，今天被希望得诺贝尔奖，明天被期待就“世界一流”，很可能会导致中国高等教育的步伐无法走得稳健，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在《大学何为》的序言中，我曾谈到：“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为我更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只不现实，而且效果不好。”这本《大学小言》，同样如此。希望香港的大学可以成为我们讨论内地大学问题的一面镜子，让我们理解我们走过的道路，以及我们能够达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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